1935年1月7日晨，红军占领黔北遵义。入城后，博古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，与周总理商议，认为当前思想混乱，需统一认识，研讨后续战略安排。

“这样甚好！”周总理赞同道，“开会呼声高，高级将领有怨言，思想不统一，则后续工作难以推进。”

周总理迅速与博古商议，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博古负责汇报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作战总结，周总理则主持会议并专项报告军事问题。

1935年1月15日，约一周后，遵义老城子尹路上的一幢两层花园洋房内，著名的遵义会议正式召开。

总结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时，博古过分强调外部困难，归咎于反动力量强大，却未承认失败主因是他与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。

随后，周总理在会上就军事问题报告，明确指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主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失误，他主动担责，诚恳自我批评，并批评了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。

听完周总理报告，博古心生紧张与不安，忧虑总理若过分指出军事指挥的主观失误，会削弱“三人团”在军事领导上的威信。

博古惊讶的是，周总理报告后，张闻天从容掏出与毛主席、王稼祥共商后的发言提纲，对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进行了严厉批评。

随后，在讨论发言时，毛主席明确指出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，“三人团”在军事路线上犯下了重大错误。

毛主席将此错误分为三阶段：一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，二为防御时的保守主义，三为撤退时的逃跑主义。

毛主席的讲话获得了张闻天、王稼祥、聂荣臻、刘伯承、陈云等人的赞同。唯有何克全（凯丰，军委总供给部政委）表达了不同意见。

朱老总，一向谦逊温和，会上却心情沉痛表示：“若领导方式不改，我们恐难以继续同行！”

朱总司令的这番话，像把尖刀直刺博古心间，令他瞬间倍感重压，委屈、沮丧与震惊的情绪交织，令他窒息难耐。

委屈的是，败仗乃军事顾问李德所指挥，却遭众人指责。沮丧的是，批评意见条理分明，自己难辞其咎。震惊的是，连老同学王稼祥也与我立场相左！

三天后，经过深入讨论，博古与军事顾问李德被撤销了最高军事指挥职务，但博古继续留任临时中央的负责人角色。

博古，原名秦邦宪，1907 年生于江苏无锡的书香门第，28 岁时已历风雨。9 岁丧父后家境中落，他求学愈发勤勉。14 岁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学校，初涉进步刊物。

随后，面貌一新的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，与邓中夏、瞿秋白等人结识。期间，他踊跃参与学生爱国运动，并顺利加入了党组织。

1926年10月，19岁的博古遭国民党淞沪警察厅逮捕。面对凶残敌人，他坚贞不屈，严守组织秘密。因证据缺失，敌人无奈，只得将其释放。

释放后，博古得知中央选派人员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即刻提交申请。经考核，他获得留学苏联资格，并在那里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王明（陈绍禹）。

博古与王明因苏联留学经历及共产国际支持，地位迅速提升，王明成政治局常委，博古任团中央书记。1931年10月，王明于白色恐怖中秘密赴苏，任共产国际代表。

离沪前夕，王明安排博古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。时年24岁的博古，因年纪尚轻，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“中央的小伙子”。

当时，在苏联的王明十分看重国内工作的博古，仅向他传达共产国际指示，助其提升地位。博古不负所望，却盲目执行王明自苏联的指令，不顾国内实情。

1933年初，复杂斗争环境促博古秘密赴江西中央苏区。不久，他被选为临时中央负责人，年仅25岁的他面对重担，一时茫然无措。

博古因不懂军事，遂调李德至中央苏区任军事顾问。本仅具建议权的李德，因博古之不足，权力渐增，终获主管并领导军事之权。

最终，因李德未考虑国内实际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。此时，年轻的博古深感压力巨大，难以胜任。

湘江战役后，博古见江面浮尸、遍地红军遗体，内心悲痛且深感自责，欲举枪自尽。正当他欲扣扳机之际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赶来，急呼：“你意欲何为？”

博古正惊愕时，聂荣臻快步上前，他比博古年长八岁，阅历更深。聂荣臻语重心长劝道：“困难时，领导人更需冷静担当。”博古听后沉思，缓缓放下了手枪。

当时，军事顾问李德固执己见，坚持原行军计划欲速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博古未加干涉。但局势严峻，红军能否突围尚难定论，加之敌人沿途埋伏，前景堪忧。

如何应对？毛主席提议攻打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，此建议获周总理等众同志认可。军事顾问李德见众人皆赞同毛主席，愤然离席。

此时，博古心情复杂，军事重挫令他痛心，血的教训让他警醒。他冷静听取众人意见后决定：“放弃原计划，采纳毛同志的提议。”

博古果断决定，中央红军大举进军贵州，突破乌江天险并攻占黔北遵义。这一行动标志着红军长征及革命事业迎来重要转折——遵义会议的召开。

博古于遵义会议后被撤最高军事指挥权，但仍为临时中央负责人，故中央印章与文章仍由其保管。他沉默寡言，情绪低落，心存芥蒂，此状态持续至会议后二十日方有改善。

1935年2月5日，中央红军抵达云贵川交界威信县扎西镇水田寨花房子村。张闻天告知毛主席，博古遵义会议后受批，思想未通，有抵触，再领导恐多难，众人亦难服。

毛主席赞同该提议，但仍与周总理商议。周总理建议博古离任后由毛主席领导，但毛主席认为应由洛甫同志（张闻天）暂代一段时间。

毛主席的考虑极为周全，鉴于共产国际更信赖留苏学生，张闻天接替博古能更有效地凝聚众多留苏归国的干部力量。

周总理点头应允，当晚即赴博古居所，欲与之彻夜交谈。尽管二人交往频繁，但此次周总理的到访仍令博古大为意外。

周总理甫一踏入屋内，博古便敏锐地询问：“总理此行，是有何事相商吗？”

博古提问后，周总理一时语塞，转而聊起家事。他关切地问博古：“闻你近来食少寝不安，身形渐瘦，是否身体欠佳？”

博古心知周总理找他所议非浅，遂爽快应道：“总理有何要事，但说无妨！”

此时，周总理对博古深谈：“我们的敌人是国民党，尤其是蒋介石。我曾在黄埔军校与他相处两年，深知他政治手腕高明。要胜他，需找更强之人……”

博古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总理的言辞，周总理稍停片刻，望向博古，接着笃定地说：“经过深思熟虑，我认为此人非毛同志（毛主席）莫属！”

闻此，博古陷入沉思。周总理随即道：“咱俩皆有海外求学经历，你于俄国，我于日法。这类经历之人共通之弊，便是对国内实情知之甚少。”

博古默默颔首，周总理接着言道：“南昌起义失败后，我意识到，仅凭我们这些海外归来者领导革命难以成功。需寻一真正了解国情者，方有资格引领国内革命。”

此时，博古心中百感交集。周总理续道：“咱俩皆非领袖之才，毛同志更合适，我们应携手辅佐他，团结一致方能成就革命事业！”

在与博古深夜长谈时，周总理非但未批评一句，反而推心置腹，以自身经历劝导，令近日情绪不振的博古深感动容。

博古聆听周总理的话语，深思后，心头的半月阴霾豁然开朗。他当即表示：“往后有何事，尽管指派！”次日清晨，顾全大局的博古主动上交了中央的印章与文件。

自此以后，革命事业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，开启了崭新的篇章。

交权之后，博古的后续境遇究竟如何呢？

此后，博古保留政治局与军委委员职务，并出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。在张国焘企图夺权时，他坚定支持毛主席，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批判和抵制。

红军长征胜利后，博古曾反思：“我未将长征军事计划在政治局讨论，是严重失误。幸好有毛主席，红军才得以保存并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。”

延安时期，博古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及组织部长，致力于政府与组织工作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协助周总理推动抗日统一战线，历任长江局、南方局组织部部长。

博古擅长宣传，其洪亮嗓音总能激发听众热情。他精通马列著作，擅长著译，是办报理想人选。故而，毛主席慧眼识才，钦点博古筹办《解放日报》并任社长。

抗战胜利后，博古代表我党参与了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及宪法草案审议会。鉴于重大事务需紧急汇报中央，博古与王若飞于1946年4月7日乘飞机自重庆返延安。

悲痛的是，博古与王若飞所乘飞机在山西兴县坠毁。时年39岁的博古，被安葬于延安市区北7公里的四八烈士陵园。

起初，人们猜测事故由国民党特务策划，但后经调查证实，是飞机在西安加油起飞后因浓云迷路，飞行员发现前方大山时已无法采取应对措施。

1946年4月19日，延安各界为悼念博古、王若飞等同志举行公祭。周总理低沉地说：“邦宪同志来渝起草宪草，致力于民主宪法，此次回延安报告途中不幸遇难。”

4月20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发表毛主席题词，致博古等烈士：“为人民利益献身，虽逝犹荣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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